习主席强调指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同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作风格格不入，是我们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就必须坚决消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按照“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的要求真抓实干、干出成效。

一

1944年5月，《解放日报》连续8天连载了苏联剧作家考涅楚克的话剧剧本《前线》。随后，又发表了毛泽东同志亲自修改的社论《我们从考涅楚克的〈前线〉里可以学到些什么》。这个话剧之所以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是因为剧中有两个很典型的人物：一个是前线总指挥戈尔洛夫将军，他有忠心、有勇敢、有功劳，但爱摆老资格、不学习，是官僚主义的代表；一个是靠捕风捉影、捏造事实来写文章的新闻记者客里空，是一个说空话、说假话、做表面文章的形式主义代表人物。一个剧本，一篇社论，生动形象地教育了全党全军，巩固了延安整风成果。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既是新问题又是老问题，我党我军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斗争贯穿于整个党史军史。党的六大就提出，苏维埃政权从其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应反对官僚主义、办事迟钝和滥权等各种流弊。古田会议召开前夕，红四军围绕如何建军、如何实施党对军队的领导进行的争论中，毛泽东以党内通信的形式概括了争论的14个问题，其中就有反对形式主义的内容。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里指出：“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1933年，他又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报告中说：“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

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1月，萧华同志代表总政治部向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所作的副报告中，具体概括了领导上存在着头多、指示多、文件多、报告表册多、会议多等“五多”现象，提倡深入实际、面向连队，“反对那种仅仅满足于坐在机关里写决议，发指示，只注意布置工作，而不注意深入下层去了解情况和检查工作的官僚主义作风”。

可见，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我党我军由来已久，堪称“顽瘴痼疾”，而我们与之进行的斗争也始终不断。

二

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是一对如影随形的孪生兄弟。“戈尔洛夫”需要“客里空”吹喇叭抬轿子，“客里空”需要“戈尔洛夫”提供活动平台和权力庇护。邓小平曾深刻指出：“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两者共同的指向就是：不落实。

它们有共同的特征：讨巧唯上、图名挂号，偷奸耍滑、弄虚作假，声势浩大、光鲜亮丽，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它们有共同的表现：经常交织在一起，成双成对地同步登场、同时亮相、同台表演，一种形式主义表现出来，就必然有一种官僚主义蕴含其中。当前有些部队和人员身上存在的表演作秀、文牍主义、“重痕轻效”“贩卖问题”等，既是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的表现。

它们有共同的危害：侵蚀党的领导根基，割断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基层官兵的联系，降低了党的领导权威，导致部队执行力下降、创造力弱化。一个突出的危害就是妨碍战斗力的提升，妨碍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如期实现。流行着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军队，在未来战场上只有一个结局，那就是吃败仗！

它们有共同的社会历史土壤：官本位的惯性，名利思想的主导，面子情结的作祟，当官老爷的虚荣心，摆架子的心理需求。

它们有共同的思想认识根源：个人主义的追逐、主观主义的做派、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群众观念的弱化、担当精神的缺失。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做派，在战备、建设、教育、管理、保障等各个领域，在文件、会议、讲话、检查、评比、表彰等很多环节，都有一定表现。例如：有的在党内民主生活会上光唱高调，该说清的事遮遮掩掩，该自己领的账“一推六二五”；

有的对纪检、巡视、审计移交的问题，对官兵反映的问题，只作高调门表态，就是不拿出切实的整改措施；有的嘴上说“创新”，纸上写“创新”，可工作还是按老观念、老办法、老经验来抓；有的对现代战争制胜机理若明若暗，研究不深不透，训练只追求表面上的热闹，追求媒体露脸、上级挂号；有的抓基层停留在“搞活动”上，不能深入基层真抓实帮，把大抓基层变成了折腾基层；有的对待反腐正风消极应付，对上对下两副面孔，甚至在反腐高压态势下依然顶风违纪，使从严治党治军在本部队挂了空挡……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更大的问题在于，我们有些同志还在那里认认真真地用形式主义做派反对形式主义，致使歪风愈演愈烈、愈反愈烈。

三

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连根拔起，必须弄清“根”在哪里。

习主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了矛盾和问题。官僚主义实质是封建残余思想作祟，根源是官本位思想严重、权力观扭曲，做官当老爷，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根在惰性。在现实生活中，惰性主要表现为庸碌懒散、思维封闭、求知欲衰竭、进取心不足等。面对新时代部队建设需要解决的一个个问题，有惰性的人，要么当鸵鸟，把头埋进沙里假装看不见，等着别人去解决；要么不深入调查研究，不立足本领域、本单位实际大胆探索，只唯书唯上唯经验照抄照搬；要么没有真本事，不懂不会还不学，不敢较真碰硬。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根在私心。功利主义的私心是滋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温床。考虑问题过多地从私利出发而不是从部队建设大局出发，抓工作不是为了事业发展而仅仅是为了个人前途。整天掰着指头计算自己的任职和升迁，把邀功请赏放在第一位；只追求现在得利，缺少“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和责任担当，不愿做打基础、利长远、见效慢的长线工作；遇到问题绕着走，有了责任交给上级、推给同级、卸给下级。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根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形式主义把形式夸大到不恰当的地步，导致形式与内容脱节、形式决定内容、形式阻碍了实际工作的开展，这是形而上学，也是唯心主义的表现。官僚主义片面夸大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无视客观规律的必然性，突出个人的好恶而无视群众的意见和利益诉求，把领导与群众、上级与下级割裂开来，这是唯心主义，也是形而上学的表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与前述的惰性和私心关系密切，因而也就特别易于被人们所接受，这也是它们“闻起来臭、吃起来香”，人人厌恶却又乐此不疲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

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毛泽东反复看了李鼎铭先生提出的“精兵简政”提案，并附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1950年上半年，西南军政委员会党组召开全体会议，第一书记邓小平只讲了9分钟便宣布散会。原中组部部长陈野苹回忆说：“这是我一生中经历过的最短的一次重要会议，恐怕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虽属顽症，也并非不治之症。

最关键的是政绩评价。在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之下，按照聚焦能打仗、打胜仗的要求，制定科学的考核标准，实施科学的政绩评价，一切靠战斗力提升说话。要形成引导激励广大官兵真抓实干求实效的鲜明用人导向，不能让热衷于做表面文章的“形式家”们得利，不能让擅长自我设计的“小人”得势，不能让高高在上、目中无人、作风霸道、迷恋特权的“官僚”们有市场。

最重要的是以上率下。领导机关工作指导不科学、政策制度导向引领不得力，有时会逼得下级不得不搞形式主义。上级的官僚主义助长和扩大了下级的形式主义，下级的形式主义迎合和成全了上级的官僚主义。因此，领导和上级不仅要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当好求真务实的表率，还要敢于较真碰硬，对下级的形式主义及时亮红灯、踩刹车，以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拉下脸来批评、狠下心来查处。

最迫切的是把改革落实到位。改革不仅仅是编制体制的调整，还应包括思想观念的更新、运行机制的创新、工作作风的改进。精兵，同时还应简政。机关编制人数减少了，但老“五多”没去，新“五多”又来。必须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结合本单位实际把改革举措落实好。如果还是按照旧思维、老办法推进工作，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就很难根除。

最可靠的是依法治军。增强军事法规制度执行力，推动治军方式努力实现“三个根本性转变”，特别是要尽快从突击式、运动式抓工作的方式转变到按条令条例办事上来，拆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施展拳脚的平台。搞活动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推动工作，也可能打乱正规秩序，带来负面影响，决不能把“大活动”搞成部队建设的“主业”。尤其对那些只求轰动效应、名利效应，违背战斗力生成规律、透支战斗力建设资源的，必须坚决杜绝。